【熱點回顧】
50億！“史上最強國慶檔”見證獻禮片走進3.0時代
據(jù)中國票房網(wǎng)數(shù)據(jù)顯示，截至10月7日晚間，今年國慶檔電影總票房突破了50億元。其中尤以《我和我的祖國》《中國機長》《攀登者》三部國慶獻禮片的表現(xiàn)最為搶眼，票房分別突破22.17億元、19.72億元和8.2億元。三部影片既有符合時代精神的主流價值，又熟練運用類型化的敘事方式與年輕人對話，加上新中國成立70周年公眾持續(xù)迸發(fā)的愛國熱情“加持”，從而形成持續(xù)性觀影熱潮。
事實上，獻禮片模式由來已久。早在新中國成立10周年即1959年，中國電影人便開創(chuàng)了獻禮片模式。1989年，具有史詩大片氣質的《開國大典》將中國人心中最神圣的時刻搬上銀幕，造就幾代中國人的集體回憶。如果說2009年的《建國大業(yè)》滿足了觀眾“數(shù)星星”的觀影欲求，今年的《我和我的祖國》則吹響了導演的集結號，聚集老中青三代有實力、有影響力、有號召力的七位導演，實現(xiàn)了新的創(chuàng)意突破。
七個經(jīng)典瞬間致敬流金歲月，七個動人故事回顧歷史長河。《我和我的祖國》中，七位導演的七個故事各有千秋、各具神韻，每一位導演都用心、用情、用功潛心藝術創(chuàng)作，用極具個性的表達熔鑄影片和諧通透的藝術風格。
從主題調性看，與其他類型的集錦片不同，影片在思想情感上高度一致，整體風格是和諧統(tǒng)一的，幾乎沒有“違和感”。更值得稱贊的是，影片會讓具有不同經(jīng)歷、經(jīng)驗、體驗的觀眾產(chǎn)生不同的情感感應和偏愛。有人覺得《奪冠》最有觀影效果，有人認為《北京你好》最接地氣，“細節(jié)控”會為《相遇》中出現(xiàn)的那本《青春之歌》以及《北京你好》的暗線和對白運用點贊……
從敘事層面看，影片巧妙且有效地將獻禮片“體大思精”的宏大敘事化為個人化的個體敘事，通過個體的“自轉”實現(xiàn)了與國家、社會“公轉”的平衡和統(tǒng)一，實現(xiàn)了主流價值觀的有效表達、有效傳播。總有一款適合你，總有一處打動你——影片將不同的感動匯成以愛國為核心的同心圓，形成了影片的“共同體美學”。
《中國機長》是一部典型的災難片。影片源自真人真事，通過符合電影化的適度虛構來增強戲劇張力，可謂“全程無尿點”。這又是一部具有中國特色的災難片，它并不過分夸大驚險和災難元素，而是把更多的鏡頭聚焦于機組人員在面臨危難時的精神品格和職業(yè)操守。淡化個人英雄主義、突出集體主義，影片通過社會方方面面對這一災難事件的全方位關注，同樣構建了令觀眾能夠感同身受的“共同體美學”。
《攀登者》總體而言敘事完成度不錯，特效是亮點，人物塑造也算完成了“任務”。影片能夠把那一段塵封的歷史搬上銀幕，激發(fā)人們的攀登精神、奮斗精神，其意義和價值不言而喻。
如今，單就《我和我的祖國》票房而言，它已超過《建國大業(yè)》《建黨偉業(yè)》《建軍大業(yè)》三部影片票房之和。有業(yè)內人士認為，如果說《開國大典》《大決戰(zhàn)》是獻禮片的1.0時代，《建國大業(yè)》《建黨偉業(yè)》《建軍大業(yè)》是2.0時代，那么《我和我的祖國》則開創(chuàng)了獻禮片的3.0時代。2019年國慶檔三部影片詮釋了獻禮片另一種電影的可能性：“為了我的祖國和機長一起攀登”成為國慶節(jié)期間一個新的觀影熱潮，成為一種新的文化景觀和電影景觀。無論創(chuàng)作經(jīng)驗、運作模式以及對中國電影發(fā)展多方面的啟示意義，這都值得而且需要電影理論批評界去深入思考、分析、總結、闡釋。
“史上最強國慶檔”的誕生無疑是值得歡慶的，但我們不能停留在票房創(chuàng)新高的狂歡盛宴之中，不能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事實上，已經(jīng)有不少人意識到，“國慶三強”的成功不能簡單復制，不能自然而然就成為一種“成功的模式”。要知道，創(chuàng)意本身永遠是電影根本之根本、基礎之基礎、關鍵之關鍵，創(chuàng)造性思維、創(chuàng)造性轉化、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與電影創(chuàng)作和生產(chǎn)真的是“一刻也不能分割”。畢竟，天時、地利、人和不會時時有，內容為王、創(chuàng)意制勝、敘事為先、觀眾至上，才是影片制勝的不二法門。
此外，過多地談論票房，說明不少觀眾在思維方式和評價標準上仍未擺脫“唯票房論”，公眾對電影本性尤其是電影文化以及電影文化在國家文化建設、社會建設中地位與作用的認知仍然停留在一種“初級階段”。評價一部電影，絕不能僅用票房指標、經(jīng)濟指標，更重要的考量在于精神指標、思想指標、價值指標，在于文藝作品最重要的使命：培根鑄魂。
回顧70年中國電影發(fā)展的歷史進程，筆者曾以守正、創(chuàng)新、通變、集成分別對應新中國、新時期、新世紀和新時代四個時期。在守正、創(chuàng)新、通變的基礎上集成、集大成，是當下中國電影面臨的新使命。一方面，我們要堅守電影初心，即對電影藝術的熱愛之心、對電影本體的敬畏之心；另一方面，中國電影必須跟上電影科技的發(fā)展步伐，適應市場經(jīng)濟條件下可能隨時發(fā)生變化的市場和觀眾，要用更多高質量的電影作品滿足廣大群眾多樣化、差異化的需求，一步一個腳印踏踏實實推動電影強國建設。
（以上來源：人民網(wǎng)，2019-10-08，饒曙光）
《我和我的祖國》：主旋律電影都這樣拍，不愁沒有觀眾
雖然《我和我的祖國》是一部為新中國成立70周年拍攝的獻禮片，但它卻沒有主旋律電影常有的說教，更多的是將小人物的視角代入到大的時代背景下，呈現(xiàn)出普通人與70年重要歷史瞬間的迎頭相撞。7個導演、7個故事都獨辟蹊徑，完全沒有主旋律電影的拍攝套路，用一種觀眾能夠接受的審美方式向祖國母親獻禮，算是為祖國獻上的一封情書。
作為整部影片開篇的故事《前夜》，應該是7個單元中操作難度最大的，不僅因為故事背景距離現(xiàn)在最遠，還有題材上比較難掌控。所幸管虎導演截取了一個小切口，鏡頭對準開國大典前夜，一群普通人為力保升旗儀式順利所做的努力。再加上他對于電影細節(jié)十分考究，片中對于1949年北京城的還原十分到位，很有時代的質感。并且，片中他用開國大典倒計時的方式，營造出一種緊迫感，節(jié)奏明快，在短短20分鐘完整呈現(xiàn)這個故事，完成度很高。
而對于講述1964年10月16日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的故事，導演張一白也是選擇了一個很小的角度，沒有從大人物、大歷史的背景下呈現(xiàn)這個宏大題材，用了他最擅長最有把握的方式，將一個國史故事放在了一個青春愛情的氛圍里，用戀人久別相遇來激化矛盾。這也是7個單元中唯一的愛情故事。張譯和任素汐的在公共汽車上的表演極具感染力，賺取了觀眾不少熱淚。
導演徐崢在講述1984年8月8日中國女排奧運會奪冠并首獲世界大賽三連冠的故事時，沒有將鏡頭聚焦在女排運動員身上，而是盡情發(fā)揮了自己的喜劇才能，通過兩個孩子的目光來記錄女排奪冠的時刻。作為上海人的徐崢，將故事搬到了上海狹窄的弄堂里，弄堂里的鄰居們圍著一臺信號不好的黑白電視機，見證了女排奪冠的歷史時刻。這是7個單元中少有的幾部觀感輕松的喜劇片，吳京、馬伊俐的友情客串給觀眾帶來不少驚喜。
對于很多觀眾來說，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是一個重要歷史時刻，片中，中方為了一秒鐘不惜和英方談判幾十輪，就是為了保證香港能分毫不差地回歸祖國。導演薛曉路從升旗手、香港普通市民和警察三條線索出發(fā)，最后匯聚到了1997年7月1日零時零分零秒，見證香港回歸這一莊嚴的歷史時刻。
寧浩和葛優(yōu)合作的《北京你好》與徐崢的《奪冠》一樣，都是比較輕松的喜劇片，導演寧浩截取了奧運會大事件下的一個小人物——葛優(yōu)飾演的北京出租車司機，來表現(xiàn)北京奧運會開幕式到來之前人們的生活百態(tài)。此外，導演還將2008年中國發(fā)生的另一件大事——汶川地震，融入奧運故事中，讓一個在地震中失去父親的四川孩子，與葛優(yōu)構成一對“冤家父子”關系。作為“瘋狂”系列的導演，寧浩不忘喜劇本色，在臺詞、動作、剪輯上讓整個故事既充滿了幽默色彩，又不失溫情關懷。
2016年神舟十一號飛船返回艙成功著陸，導演陳凱歌選擇了兩個草原少年作為主角，讓他們與這一歷史瞬間迎頭相撞，開啟了他們命運的改變。電影內容和片名《白晝流星》一樣浪漫而富有詩意，影片最后，兩個叛逆的草原少年迎著朝陽，在戈壁灘上策馬奔騰，身后留下一長道灰塵騰起后的光亮，去迎接兩位貴客，命運從此被改變。陳凱歌另辟蹊徑，讓兩個少年與這一歷史瞬間迎面相撞，將西北大地與個體命運聯(lián)系在一起，在現(xiàn)實主義創(chuàng)作基礎上賦予了一份詩意。
作為最后一個單元講述2015年9月3日紀念抗戰(zhàn)勝利70周年閱兵式的《護航》，則由7位導演中最年輕的文牧野執(zhí)導，他從飛行員的角度切入，以備飛飛行員作為主角，來展現(xiàn)70周年閱兵式的這段重要歷史時刻。片中用了很多方式展現(xiàn)了宋佳飾演的替補飛行員的落寞、不甘心，但最后還是接受了領導的安排，并且協(xié)助隊友順利完成了閱兵式。片中還有個彩蛋，雷佳音飾演的男朋友有一場和宋佳的分手戲，一出場就被宋佳潑了一臉水，雷佳音唯唯諾諾的樣子成為影片中最大的笑點。
7個導演，年齡跨度從50后到80后，聚集了當下國內最具號召力的導演，每部短片單獨拿出來都不失一部故事完整的好作品，主旋律電影如果都這么拍，不愁沒有觀眾。
（以上來源：東南信息網(wǎng)，2019-10-16）
《我和我的祖國》：主旋律電影創(chuàng)作的另一種視角
電影的核心是關于人的故事。我們深切懷念的吳貽弓導演在《城南舊事》海外獲獎后回到上影廠曾經(jīng)說過這樣一句話：“電影就是要寫人，就是要寫人性。”這事實上是對中國電影在歷史上一貫遵循的現(xiàn)實主義創(chuàng)作傳統(tǒng)所作的方法論式的說明。如何把人寫進時代，寫出人與時代之間的互動關系，反映和解決現(xiàn)實問題并積極地與社會進行互動，這是自上世紀三四十年代以來中國電影工作者一直試圖回答的問題。
《我和我的祖國》中的七個故事，恰恰說明了跨越不同年齡階段的七位導演在關于這一點上達成了共識，就是把人與人的普遍情感作為電影最主要的表現(xiàn)對象，以此寫出人物與時代大環(huán)境的關系。這部影片將新中國成立70周年以來七個銘刻于國人歷史記憶中的大事件作為背景，把身處事件之中的平凡人物作為表現(xiàn)對象，突出了這些事件當事者們在不同的歷史環(huán)境下的情感表達。雖然七個故事?lián)碛懈髯缘臍v史背景、主要人物，但是依循片名“我和我的祖國”所提示的人物（“我”）與國家之間的關系，這些故事共同形成了高度集中的主題。
《我和我的祖國》雖然是一篇“命題作文”，卻呈現(xiàn)出了與以往主旋律電影的差異化特征——除了其形式上實際是一個集體創(chuàng)作的短片集。另外，即便是作為一部依托真實歷史背景的程式化創(chuàng)作，它亦有特別之處。自上世紀80年代末期主旋律電影的概念形成以來，主旋律電影因應了國家對重大革命歷史題材的特殊認知與需求，使大多數(shù)主旋律電影在形式上傾向于表現(xiàn)宏闊而具有史詩氣息的主題。因之，這些影片往往以較高的文化姿態(tài)抒寫著宏觀而深邃的革命浪漫傳奇，主人公則一般以革命領袖與英模為主，所以其內容表達不可避免地與普通人的生活情感體驗拉開差距。即使，近年依賴明星效應與產(chǎn)業(yè)技術成熟而獲得空前票房成功的一些軍事題材動作片中的主角已然實現(xiàn)了身份下沉，但它們幾乎主要依靠宏大事件與渺小個體之間的懸殊所產(chǎn)生的張力來營造戲劇性。然而，我們發(fā)現(xiàn)在《我和我的祖國》的七個故事里，歷史背景本身不再是被敘述的主體，而是積極參與到與人物相協(xié)同的敘事中，主人公也不再是偉大奇跡的最主要締造者。亦即，影片在歷史書寫與人物刻畫之間進行了精巧的銜接，把這種歷史與個人之間對抗的張力進行了消解。
這兩者之間的銜接點，就是作者對用電影來寫人、寫人性的精準把握。同時，這種寫人的視角融入了普通人的日常經(jīng)驗之中。一般而言，這種日常經(jīng)驗表現(xiàn)為人們處于事件之中的瞬時感受，在自發(fā)與自然的情境中所產(chǎn)生的心理現(xiàn)象和過程，以及根據(jù)這種經(jīng)驗形成的普遍思維、情緒與行為，而通過對這種日常生活的記憶、甄別、理解和想象的再創(chuàng)作，則成為《我和我的祖國》七位導演的一種具有共識的創(chuàng)作方法。他們并不刻意強調營造這些重大節(jié)點事件的特殊氛圍，而更多地注意將人物在事件中的情感具體化。《前夜》中林治遠為開國大典的升旗一直在焦急地進行“最后一分鐘營救”，《相遇》里的高遠因為保密工作面對愛人而不能相認的壓抑，《奪冠》中的小男孩冬冬幫助鄰居準時收看女排比賽，《回歸》里的表匠為了報恩而堅守于行業(yè)，《北京你好》的出租車司機出于悲憫而將奧運會門票轉讓給四川小孩，《白晝流星》的兄弟倆出于對老人的感激而改過自新，《護航》中的女飛行員則充滿著一股不服輸?shù)木髣艃骸Ｎ覀兛梢钥闯觯麄兏髯詾榱藢崿F(xiàn)國家使命、民族榮耀、社會安定等目標的崇高理想，被轉化為了一種便于觀眾體認的普遍情感。所謂“藝術來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就是因為電影創(chuàng)作的向度必須自下而上，只有從普通人的具體精神體驗出發(fā)來表達更為抽象的情感，才能通過喚起觀眾的心理共鳴而喚起崇高的信念，從而真正達到宣傳的目標。正如美學家鮑桑葵所言，“只有對于善于把握整個人生的思想家來說，關于美的理論才有可能產(chǎn)生豐碩果實”。
同樣，這部影片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對中國電影產(chǎn)業(yè)與創(chuàng)作進行反思的契機。自中國電影產(chǎn)業(yè)規(guī)模進入高速增長期以來，電影創(chuàng)作對工業(yè)化生產(chǎn)幾乎形成了一種不可逆的依賴性。隨著電影創(chuàng)制環(huán)節(jié)與受眾市場被進一步細分，主旋律電影也被裹挾進這一體系之中。依靠著這種產(chǎn)業(yè)集群化的創(chuàng)作模式，主旋律電影由于其在選題上天然具有宏大視角，其創(chuàng)作趨勢亦逐漸朝著“大片”的方向發(fā)展邁進，一種旨在對其進行概括、闡釋與鼓勵的“重工業(yè)電影”“電影工業(yè)美學”“新主流大片”等稱謂或理論被生產(chǎn)出來。需要警惕的是，假如這種主旋律電影大片化的趨勢逐漸陷入一種對生產(chǎn)技術的片面強調，技術就有可能會使藝術創(chuàng)作越來越疏離于自身存在的完整意義。它一定程度地刺激了市場活性，甚至將主旋律電影成功地帶到了更為廣泛的大眾面前，但是不可否認，有時會打亂敘事節(jié)奏、破壞影片的整體性、制造審美過程的斷裂，它們實則是以犧牲電影類型片創(chuàng)作圍繞主人公進行敘事的原則為代價的。從電影創(chuàng)作本體的角度而言，這種片面的技術主義可能會使創(chuàng)作離現(xiàn)實主義的目標越來越遠。因此，在這種產(chǎn)業(yè)大環(huán)境下再來回顧《我和我的祖國》專注于寫人的視角，則更顯其誠意與可貴。
（以上來源：光明網(wǎng)，2019-10-16）
【數(shù)據(jù)分析】
獻禮片模式由來已久，將祖國的偉大歷史搬上銀幕，是對祖國母親的生日祝福，也是愛國教育的重要途徑。一直以來，各種獻禮片的褒貶不一，一些人表示難以產(chǎn)生共鳴，而《我和我的祖國》卻成為不一樣的獻禮片，將視角聚焦在各種“路人甲”身上，展示出偉大歷史洪流中每一個普通中國人的貢獻與感受，使觀眾產(chǎn)生深深的共鳴。
國家記憶國人造。獻禮電影中，愛國情結、英雄主義是不變的兩大主題。《我和我的祖國》當然也不例外。但是《我和我的祖國》的主人公們很特殊，他們不再是那些耳熟能詳?shù)挠⑿郏俏覀兩磉叺募滓冶 ?個經(jīng)典的歷史瞬間，記錄了共和國70年的成長足跡，而這些故事中的人物，都是從“你我”中來。他們雖然時代不同、身份各異，但都對祖國懷著一顆赤子之心，并以自己的方式愛著國家，最終凝聚成14億中國人魂牽夢繞的民族情結。
群星聯(lián)袂來獻禮。七個故事相互聯(lián)結，分別由陳凱歌、張一白、管虎、薛曉路、徐崢、寧浩、文牧野七位知名導演執(zhí)導，并集結了葛優(yōu)、黃渤、吳京、張譯、杜江、宋佳、劉昊然等老中青三代優(yōu)秀演員。所有演員都是零片酬出演此片，卻也付出了全部的激情和心血。例如在《回歸》單元飾演升旗手的杜江，從最基本的站軍姿、齊步走、正步走，到升旗的一些關鍵動作的要領，都進行了訓練。正是導演和演員的共同努力，才帶來了這樣一部讓大家贊不絕口的獻禮片。
觀影時，觀眾完全沉浸在一個個普通人走進歷史瞬間的故事里。時而捧腹，又幾度落淚，甚至有觀眾說，這樣的電影不只是主旋律電影，而是主流價值觀電影。《我和我的祖國》帶領我國獻禮片走進3.0時代，我們有理由相信，未來的獻禮片將越來越好看。
來源：文化大數(shù)據(jù)